全球文明第二届世界大会关于 建议联大讨论“成立世界联合政府”的公开信
尊敬的主席先生，各国代表，各位朋友：
（1） 受全球文明第二届世界大会委托，全球文明第二届世界大会秘书处特向联大提交这封“建议联大讨论 ‘成立世界联合政府’的公开信” 。 世界联合政府的建构原则、完整框架和运作模式，由全球文明推进组织（OPGC）主席和全球文明第一届、第二届世界大会主席章韶华在他的《世界联合政府构想》（见附件一）一书中提出。 （2） 2001年 7月 16－18日，全球文明第一届世界大会在澳大利亚悉尼希尔顿饭店召开，会议决定在世界范围内推进 “全球文明精神”，通过了被一些与会者称作 “为全球时代的人类指明了前进道路” 的《全球文明宣言》（见附件二）。 会后 53天，9.11事件爆发，证明了此次大会的预见性和重要性；第二天即 9月 12日，章韶华代表OPGC向全世界发出倡议，在全球世界、信息时代，一国一地一人如果仍旧坚持政治对抗、宗教对立、文化对撞，都会迅即波及世界、殃及全球，因而建议联合国大会同意将每年的 “9.11” 定为 “全球文明日”。然而，这个声音仍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25 天后，美英等国打响了阿富汗战争；又17个月，美英等国绕开联合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战争结束之后，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巴勒斯坦、印度、巴基斯坦、摩罗哥、印度尼西亚……发生了一系列报复性爆炸事件。在这些事件中，有的是针对别国或本国的政府和领导人，有的是针对对方的军事威胁和宗教信仰，有的是针对似乎永远挥之不去的历史上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而更加让人担忧的是，类似的恶性国际政治事件，不仅会毫无疑问的越发严重，而且会毫无疑问的更加无序。 国际政治发展的严峻局面证明了 OPGC 1999年的预言：新千年的开始正在重现旧千年开始时的许多特征，新世纪初的人类正在拉开上个世纪初的悲剧序幕。为了防止人类严重局势的升级，全球文明第二届世界大会筹委会决定，正式向联大提交这封公开信。 （3） 仔细分析新世纪发生的几场战争和所有恐怖事件，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这就是人类如何在政治上应对 “生存的全球性”。面对今天这个以 “多极对立世界” 为表象的 “全球一体世界” ，人类应该怎么做，是顺应全球时代的到来，勇敢地走进全球、面对时代、开创未来，还是像今天绝大数国家所做的那样，返回传统、回到民族、回归本土，或者仍然坚持对抗、争夺霸权、崇尚武力？换言之，生活在 “全球世界” 中的我们，应当如何处理传统理念与现代生活、国家情结与全球时代、民族追求与人类利益的关系。亦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我们的民众：秘书长千年报告》中所说：包括联合国在内许多战后的国际机构，“是前辈们为了一个国家间世界建造的，但我们目前生活在一个全球世界中。有效地应付这一转变是今天世界各国领导人在体制上面对的核心挑战。”（第 30节）进一步讲，各国领导人终归是自己的国家、民众、党派的忠实代表，所以，根本说来，这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一场世界政治体制上的核心挑战。 其实，早在1999年OPGC成立不久，即以信件的方式向联合国、各国政府、各大宗教同时发出呼吁：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新千年，最重要的问题是有没有承认“全球世界正在形成”这一事实的勇气，最大的难题是获得正确处理旧的生存方式与新的时代生活的智慧，最紧迫的工作是适时地确立一种“全球文明精神”、成立一个“世界联合政府”（包括成立世界联合政府的直属机构，如：人类前景规划组织，地球生态保护组织，世界和平保卫组织，公民权利保障组织，全球经济协作组织，世界宗教联合组织，全球文明推进组织，等等）。正是基于这种认识，OPGC才把全球文明第一届世界大会的主题确定为讨论并通过《全球文明宣言》，将那次会议的会址选在以“倡导多元文化并存”著称的澳大利亚；基于同样的认识，又把此次大会的主题确定为“建议联合国大会讨论成立世界联合政府”，并将会址定在联合国所在地――美国纽约。 （4） 成立世界联合政府，是 20世纪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著名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为代表的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和学者，在二战结束不久、尤其是美国在日本使用了原子??严格管理和控制核武器、弥补联合国在体制上的缺陷，而提出的一个对于世界和平有着深远意义的世界政治课题。 爱因斯坦在《迈向一个世界政府》一文中写道：“技术以及战争工具的发展似乎已使我们这颗行星缩小了。经济上的相互联系促使各国之间远比过去更加休戚相关。现在拥有的破坏性武器使地球上不存在任何一块可以免于突然性的总毁灭的地方。逃脱这一命运的唯一希望在于通过超国家的方式来确保和平。必须创建一个能够通过司法仲裁解决国家间冲突的世界政府。这个政府必须建立在所有政府与国家都一致同意的含义明确的宪章基础上，并由该宪章赋予其对进攻性武器的唯一处置权。任何个人或国家只有自愿将军事力量交与这个国际权威机构，并放弃任何利用武力在国外攫取利益的企图，甚至包括达到这一目的的工具，才能被认为是爱好和平的。”对于联合国，他在《致联合国大会的公开信》中说：“只要在联合国大会和安理国之间存在权力的冲突，那么，整个机构的有效性必将受到损害；现行的通过政府任命来选派代表的方法，并没有给被任命者以任何真正的自由，而且由政府选派代表的作法不能让世界各民族感觉到代表的产生是公正的，按比例进行的。” 但是，由于那时联合国刚刚成立，正处在兴旺时期，其自身的时代局限和体制弊病尚未显露出来，加之当时多数国家正由绵延不断的民族战争、特别是连续两次世界大战，转向劫后复苏、战后重建。因此，爱因斯坦等人的超前睿智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 （5） 我们建议成立的“世界联合政府”，既是爱因斯坦这一事业的继续，也是对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一再呼吁 “革新联合国” 的积极响应。具体地说，世界联合政府的建立与今日联合国的改革乃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一方面，联合国经过改革和转型而成为世界各国公民共同的最高的立法机构 ―― “世界联合国会”；另一方面，世界联合政府将成为世界上唯一的最高的行政机构。 60年前，为了从根本上防止两次世界大战这类灾难性事件的发生，罗斯福（美国）、丘吉尔（英国）、斯大林（前苏联）、蒋介石（中国）等人，以其高远的战略眼光、非凡的政治智慧、博大的人道情怀和高超的运作艺术，适时地创建了联合国。60年来，联合国为人类的进步和世界的和平，做出了令我们的子子孙孙永远不能忘怀的卓越贡献。 但是，到了60年后的今天，我们不仅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了爱因斯坦当年发现的问题，而且还暴露出了一系列新的更加严重的问题。例如，由于联合国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由各成员国任命的代表所组成的 “世界议会” 、 “国际论坛” ，就是说，由于它在几乎所有的世界重大事务中没有政治上的最高权力、军事上的最大威力、经费上的合理来源，没有各国必须严格遵守的统一的世界宪法体系、世界行政体系、世界道德体系，没有控制国际秩序正向运行的世界联合国会体系、世界众议体系、世界参议体系、世界政议体系，没有各国政府必须共同遵守的诸如国家法、政党法、国家元首法、国家军事法等一些约束各国战争行为、各国政党行为、各国元首对内对外行为、各国军备行为的世界法律体系，一句话，由于它既不是“联合”而成的“国”、也不是“国”的真正 “联合”，既不具备超国家政府的性能、又要面对属于超国家政府才能够处理的问题，这就使得它在处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宗教与宗教、主权与类权、人权与政权、人类与环境等诸多关系时，常常力不从心，往往南辕北辙，多数情况下不得不停留于观察员、调解员和外交辞令。 正是由于这一点，所以直到今天，大国无宽容，小国无主权，强国无良知，弱国无外交，仍然是国际政治运行的一条铁律。联合国对许多重大国际政治问题上的无奈、忧虑和尴尬，在座的诸位，感受是最深的，也是相似的。 与之不同，我们倡导成立的这种世界联合政府，正是克服联合国体制上的这些弱点和缺点的产物。 世界联合政府的根本特点是“联合”。从历史上看，人类曾经采用过三种国家之间的政治联合方式：第一种是把不同国家集中在一起的 “集中式” 联合，如美国、俄罗斯等；第二种是为保护不同国家主权更好发挥作用的 “集合式” 联合，如欧盟、非盟等；第三种是为了让不同国家能够聚在一起求同存异、并且主要在外交层面上的“集约式”联合，如联合国。第一种联合如美国，它先是险些毁于南北战争、今天又显现出了诸多世所共知的弊端；第三种联合如欧盟，它的形成酝酿了近 30年，成立不久其内部便发生了一系列严重分歧；作为第三种联合的联合国，在其初期就阻力重重、在今天更是被许多国家当成了 “橡皮图章”。这三种联合的命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自始至终都隐含着两个深层问题：第一，进入欧盟体系的国家说 “联合很好” ，而各国对待联合国的态度是既想弃之不用，又在视之如命。可见，真正的问题不是要不要联合，而是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究竟为什么联合和应当怎么样联合，对此，上述三种联合模式都没有解决；第二，作为一种超国家性政治机构，上述三种联合的大多数（如欧盟）一开始就是基于单一目的，一开始就缺乏一种坚实的理论基础，特别是一开始就没有站在“世界整体”的高度、缺乏为了“全体人类”的胸襟。所以，这三种联合虽然有它们产生的理由，却也有着明显的单面性和作为超国家组织形式的不成熟性。 我们所说的世界联合政府不同于上述任何一种，而又整合了、提升了三种联合中的政治经验。就是说，世界联合政府既有联邦模式中的政治集中 ―― 在世界政治中具有最高的权威，又具有欧盟模式中各成员国的政治独立――国家之间彼此有着完全独立的主权，同时还具有联合国模式中的政治集约――世界联合政府与主权国家政府既有目标上的一致性、又有职权上的区别性，既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又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既在平常情况下采取政治协商、又在特殊情况下各国政府必须对世界联合政府以政治服从。 （6） 从理论上讲，我们所以为“人”，正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说，是因为我们人类是一个“政治性”的生命种群。由于这种生存本性，我们创造了部落、民族、国家；由于人类长期以来都是以部落、民族、国家的方式存在的，所以，我们有了责任感――一面报效祖国一面报复他国，我们有了荣誉感――既能做教人的圣人又能做杀人的英雄，我们有了情感――左手握着感恩右手攥着仇恨，我们有了组织 ―― 一方面 “党同” 一方面 “伐异” ，我们有了勇气 ―― 既可视死如归又能杀人如麻，我们有了知识――上午制造机器下午研制武器。 我们每个人之所以被一分为二为正相矛盾的“两性人”，除去人类进化阶段上的原因，更重要的，正好要归咎于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至今仍被人类视之如命的诸如国家意识、民族情结、教派偏执、文化自尊、党派习性。这些东西在民族中心时代、国家中心时代是无可厚非的，但在人类日益一体化的今天，它们则正好成了世界动荡和动乱的主要根源。这也就是说，只有当地球成了大家庭、人类成了一家人，国家、民族、宗教、政党才有可能摆脱劣根性弊端，转而成为促进世界大同、实现人人平等、维护天下太平、改善地球生态的最重要的机构和最有力的手段，60亿人的人性也才从此有了得以改善和提升的政治环境。问题在于，只有当全人类都在同一个世界联合政府的领导下，人类才能真正成为一家。如此说来，成立世界联合政府，就不仅仅是国家政体、国际政治发展到今天的要求，更是适应人类进化期以转变国家职能、提升民族精神、实现人性飞跃的需要。 （7） 从现实上讲，我们正处于生存全球化、交往信息化、工具智能化的时代，但它同时又是公民精神民族化、军事权力国有化、武器性能规模化、国际矛盾白热化的时代。 在这样一个只有用枪炮才能维持下去的世界里，在这样一个枪炮里装的全是历史上的是非恩怨、现实中的偏见成见的世界里，在这样一个每个国家都永不满足因而眼睛紧盯着别国资源和财富的世界里，没有一个国家、一个人是安全的，也没有一个国家、一个人的积极防御是最终有效的，当然也不可能有一个国家的运作、一个人的行为能够真正朝向真理和良知。 （8） 从历史上看，“民族”的形成基本上结束了氏族之间长达数万年的持续争战，“国家”的诞生基本上结束了民族之间长达数千年的世代仇杀，欧盟、非盟、阿盟的成立也基本上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区域内混战，那么，在人类进入“地球村 ”时代的今天，在没有任何一种宗教可以用“本教的完美”来说服和同化其它任何一种宗教的今天，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真正解决另外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问题的今天，在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够化解文明冲突、国际战争、民族对立的今天，在没有任何一个富国能够消除人类的不平衡根源、不平等根源、不公正根源的今天，在没有任何一个国际联盟能够制止仇恨蔓延、邪恶蔓延、恐怖蔓延的今天，成立世界联合政府便成了唯一一条世界和平之路、人类希望之路、国家安全之路。 例如，只有世界联合政府，才能真正确立日后的“世界联合国会”――今日联合国以至高无上的权威；又如，只有世界联合政府，才能最终消除因少数国家的政治理念、少数国家的首脑品格、少数国家的军事扩张、少数国家的历史复仇，给别国、给世界带来的麻烦和灾难；再如，只有世界联合政府，才能真正保证富裕国家用自己优越的民主政治制度、世代的辛勤劳动换来的财富不被别国别人平分和哄抢，才能真正保证弱小国家的各种资源不被别国别人瓜分和侵吞。 （9） 历史规律是人类最好的导师。在人类前进的每一个历史时期，它都给人类提供一种正确选择、多种错误选择，以便让人类在自己的错误中寻找正确、在痛苦的磨练中得到提升。但是，当着人类在错误道路上或不知所措或不思悔改的时候，它便力挽狂澜，瞬间把人类带出绝境、送上正途。从部落酋长制度经民族自治制度到国家政府制度，从国家政府制度经联合国制度到世界联合政府制度，这是人类政治体制和人类自我管理方式发展的规律所使然。 历史规律也是个人、特别是领袖个人最好的导师。在彼此封闭、科技蒙昧、进步缓慢的民族中心时代、国家中心时代，民族的进步、国家的变革总是依赖于某个人、特别是领袖个人的变化。但在生存全球化、交往信息化、工具智能化、思维共振、成果共享、不同领域因彼此催化而日新月异的今天，世界的发展、人类的进步要比个人的变化快得多。这也就是说，在今天，是否同意成立世界联合政府，已经成了衡量今天各国政治领袖政治智慧高低的试金石，成了衡量今天各个宗教领袖宗教信仰真伪的分水岭，成了衡量今天各国学界领袖治学道德好坏的参照系。因为，在人类历史按照自身规律，需要领袖们勇敢地站出来担起历史责任的时候，任何反对的理由都是借口，任何一种借口都是在犯罪，任何一种犯罪都将殃及全人类的福祉； 同样，与全人类的福祉相比，任何个人的既得利益都是蝇头小利，任何蝇头小利都会幻变成巨大障碍，任何一种障碍都有可能使自己丧失人生飞跃的历史良机、都有可能使人类的正当前进遭受挫折。 “用现代智慧扬弃传统理念，用人性大同解析民族小异，用全球公义把握区域利益，用文明共性化解文化冲突。”应当说，OPGC的这个宗旨，准确地表达了生活在“全球世界”中的绝大多数人们的愿望。 （10） 是时候了，我们人类该是将“成立世界联合政府”的问题提请联合国大会严肃讨论、郑重表决的时候了。 是时候了，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但我们手中的各种武器特别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却足以让60亿人每人死上60次。是时候了，我们的军事强国多年来只能令人发笑地靠国家防御系统的升级来展示自己的强大。是时候了，我们那些本来贫弱的国家却在用取之不尽的方式、用之不竭的精力制造各种内乱和进一步的赤贫。是时候了，我们那些专制独裁的国家反而能用全民公决、全票通过的方法捍卫独裁、讴歌专制。是时候了，欧盟、非盟、阿盟等区域性国际联盟的成立，一方面解决了地域圈内、文明圈内的众多历史难题，但在另一方面，却预示着人类将从“国家间冲突”升级为“区域间冲突”――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 “世界冲突”。是时候了，我们的智慧已经在科技领域发展到太空时代、信息时代、克隆时代，但在国际关系领域仍旧奉行着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 “王寇规则”，弱肉强食的 “动物法则”，有奶就是娘的“婴儿思维”，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 “疯子逻辑”。是时候了，法国 《人权宣言》 引用的中国圣人孔子的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句话，正被今天的人们涂改成“己所不欲，才施于人”。是时候了，我们的总统、国王、君主没有一个敢为自己的子女承诺“你们是安全的”，更何况他的悠悠臣民！ 是时候了，人类的福祉，世界的希望，文明的新生，历史的跃迁，就在今天，就在今天我们开会的这个大厅，就在你们今天的“举手之劳”。 （11） 这封公开信就要结束了，我们又一次想到了联合国的主要缔造者、美国第 32 － 35 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他在 《联合国宪章》 通过之前的二个多月不幸去逝，临终的那一天，他这样写道：“实现明天目标的唯一阻碍就是今天的疑虑，让我们怀着坚定而积极的信心奋勇前进吧！”
全球文明第二届世界大会代表（代表签字附后） 2005年11月１４－1６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