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 球 文 明 宣 言

^［注］
(全球文明第一届世界大会通过)

由全球文明推进组织的倡导和组织，我们来自37个国家的科学界、宗教界、政治学界、哲学界、文学艺术界、实业界的50位正式代表和30位特邀嘉宾，于2001年7月16－18日在澳大利亚悉尼市希尔顿饭店，召开了全球文明第一届世界大会。大会以45票赞成、一票基本赞成、两票弃权、一票缺席、一票反对，通过了这部关系到人类未来命运的《全球文明宣言》。这也是人类历史上面向全人类的第一部理论性宣言。

在文明问题占主导地位的21世纪，只有从文明问题入手，才能真正解决世界的难题；在迅速跨入全球世界的21世纪，只有确立“全球文明”，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命运。

我们不能停留于“21世纪将是文明问题的世纪”这种认识，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不能满足于泛泛谈论推进世界文明、地球文明、人类文明，这种作法于事无补；也不能致力于寻找逃避、抑或迎接文明冲突的药方，这是让人们饮鸩止渴。

今天，最需要的是让人类了解究竟什么是文明，最重要的是让人类懂得文明冲突的真正根源就在现有的文明本身。这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解决文明冲突，在今天已经成为实际地解决文明冲突的先决条件。因此，对“文明”进行一次彻底的剖析，使人类从此告别“总是用非文明、反文明的方式推进文明”的历史，正是创作、讨论并通过这部宣言的目的。

1. 全球文明的提出和意义

20世纪下半叶，这是人类史上发生的第一次全球性的、来自文明的大混乱时期。

在绝大多数地区和国家，文明的先决条件──法律、秩序和信仰，走到了崩溃的边沿；文明的内在活力──信任、理想和自信，几乎降到了极限。深到家庭理念、社会公德，大至政府功能、意识形态，都在直线下滑；而犯罪、贩毒、恐怖的跨国活动，国家、民族、宗教之间的暴力冲撞，却在直线上升。许多国家、特别是大国强国、尤其是文明核心国，以文明认同为参照系的国际阵营重组、军事范围编程、特别是核力量的部局，已经从谨小慎微的暗中交易变成光天化日下的歃血为盟。在公众那里、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尤其在知识分子精英中，由融入全球化与坚持本土化的矛盾引起的种族主义情绪、民族主义情绪、国家主义情绪、抑或反国家、反政府情绪，正像肆虐的洪水，先是冲破了理智的闸门，接着又冲决了良知的堤坝……。
　　　　　　　　　　　　　　　　　　　　　　　　　　　　　　　　　　　　　　　　

总之，在世界范围内，人类文明的许多方面正在让位于有奶就是娘的婴儿思维、唯我独尊的疯子心态、弱肉强食的动物法则。新千年的开始正在重现旧千年开始时的许多特征，新世纪初的人类正在拉开上世纪初的悲剧序幕。有人慨然：“一个全球的‘黑暗时代’也许正在降临人类”。^［注］

冷静分析全球混乱的原因是重要的。

20世纪前半叶连续两次世界大战，一方面把各个民族推上了世界舞台，一方面战争的巨大消耗和空前灾难迫使人类进入了相对持久的世界和平即冷战时期。战争后遗症为发展军事技术为诱因的科学技术的兴起，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环境。科技现代化创造了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反过来刺激着科技现代化。于是，以全球化和现代化的相互催化为特色的时代风暴，加上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众多民族主义国家这三者之间政治上军事上的剑拔弩张，表面上掩盖了各民族文化上观念上的冲突，实际上，全球化现代化中的人们，是在把自己的传统精神、文化模式、宗教信仰等文明精神，以现代方式带进同一个角斗场。由于任何民族对于自己的文明模式有着深入骨髓的自洽性和不由自主的认同感，所以，随着全球化、现代化的深入，本土文明之间总有一天要进行一场激烈决斗、甚至集体搏斗。

回头看，“二战”结束不久，在排山倒海的全球化、现代化中，面对不同文化、不同价值、不同信仰越来越频繁的磨擦，各民族在如何对待文明冲撞问题上犯了一个相同的错误，即都选择了返回传统、回归民族、回到本土这条回头路。从偏远部落到繁华都市，从年轻学生到学术精英，从普通百姓到国家元首，每个民族、每种文化、每个宗教、甚至每个百姓，都在疾声发问：“我们是谁？”“我们的祖先是谁？”“他们是谁？”“他们要把我们引向哪里？”这些追问，一方面导致了欧盟、阿盟、非盟等以文明认同为标准的国际联盟的匆匆建立，另一方面则导致了全球殖民体系、传统国际联盟、苏－东体系特别是社会主义体系这些“跨文明国际阵营”的迅速解体。

社会主义大家庭、特别是苏－东体系的分崩离析，引发了突然失去宿敌也再没了配作对手的、以美国为先导的西方体系的迅速外投。西方文明，特别是美国文明，尤其是美国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信仰观等，借着自己的高新科技、经济实力、军事强力这些巨大的助力，惊醒了全世界几乎所有处于长期冬眠中的本土文明。于是，各本土文明尚未来得及弄清事情的原由，就蜂拥而上、鸣鼓应战。这种局面，又反过来使“挑战者”始料未及，乱了方寸。这就使得不同文明间的这场集体决斗的所有参与者，既缺乏准备又缺少裁判，既充满自尊又缺乏自信。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场文明混乱中的各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仍在按照殖民习惯、强权意识、战争思维等旧的方式来处理文化上宗教上的磨擦，都在从本国利益、本族传统、本土文化出发来参与全球化和现代化。简言之，各个民族一方面都在极力让自己全球化、现代化，一方面又在拼命捍卫本文明的理念。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十分荒诞的现象：国家间本来早已过去的历史恩怨、民族间本来合理的历史差异、文化中本来正常的历史局限，却因全球性会合、现代性交往，变成了国家间口蜜腹剑、民族间尔虞我诈、宗教上唯我独尊、文化上水火不容的非文明关系。

非文明的交往必然导致反文明的结局，这就是，各个民族本来是在捍卫本土的文明，却在无意中践踏了作为人类的最基本的文明；虽然融入了全球化、步入了现代化，却在文明层面上远离了全球社会、现代精神。就是说，各本土文明似乎都在丧失理智地强化本文明的弱点、背离本文明的优点，从而也诱发了它文明的弱点、缩小了它文明的优点，而各本土文明中的优点，正是各民族经过痛苦而漫长的摸索方才确立的文明成果── 一些既具有人类普适性、又具有永恒价值的文明精神。回顾“二战”之后国际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如儿童游戏

似的美苏军备竞赛、毫无道理的朝鲜战争、毫无章法的越南战争、莫名其妙的苏联入侵阿富汗、因小失大的两伊战争、伊拉克疯了似的占领科威特、一群疯子教训一个疯子的海湾战争等等，以及国家内部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如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伊拉克对库尔德人的种族大屠杀、斯雷布雷尼察种族大屠杀、中国文化大革命、阿富汗塔里班大事变等等，都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一点。然而，真正让人担忧的是，这类泯灭良知的闹剧，这类丧失理智的悲剧，刚刚开始。^［注］

到底谁之罪？全都无罪；究竟谁之错？谁也没错。比如上面的每一个事件，都有它充足的理由，每一个理由又都合乎本文明的“章法”。如果硬要追查，结果只能是罪在规律、错在时代。问题在于，规律和时代是引领人类前进的两位“天使”，它们无私无欲，因而从不犯罪、从无差错。人类在思索着，追问着，求证着。一个谜语，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推论，却只有一个谜底。这个谜语的谜底就是，不同文明的全球会合引起的全球混乱，唤醒了各民族对包括本文明在内的所有界域文明那种局限性、偏执性、陈旧性、片面性的强烈不满和痛苦反思。就是说，由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所引发的全球混乱，其实是在预示着人类文明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一个以“全球文明”为文明特征的“人类新文明阶段”。

人是文明的被塑者，也是文明的改塑者，更是文明的创新者。面对文明冲突可能引发的地区战争和世界大战、新形式的种族灭绝和宗教呑并，人类理所当然地要审查所有本土文明的某些有害基因，转变各既有文明的陈腐逻辑。

果然如此，纵观今日世界，我们发现，在全球混乱的深层，一种预示着人类希望的“全球文明精神”，正在许多国家以各自的方式悄悄成长起来。例如，试图让不同文明和睦相处的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尝试把西方价值与东方价值结合在一起的新加坡道路，逐渐把人权提升为国家第一权力的美国精神，主动敞开本文明之门的伊朗文明对话之路，以应天顺势与天下一家的统一为特点的道—儒精神在中国的复兴，以平等心态积极融入欧亚大陆体系的俄罗斯新思维，把新世纪元年定为各文明间对话年的联合国决议，如此等等。尽管这些努力具有明显的探索性质，但其内在趋势却是在试图克服本文明的狭隘，却是在朝向全球文明的目标。

按照这种分析，风靡全球的文明冲突论、文化本土论、文化寻根论等，虽然基于活生生的事实，却是一条倒退之路；与之相对立的文明对话论、文化共处论、文化融合论等，虽然表达了当代人们的善意，却又缺乏客观基础。因为，在今天的国家框架中，在本土文明圈子里，在现有的文明理念下，既不可能缓解文明间深层的冲突，也不可能展开文明间真正的对话；因为，国家中心思维、本土文明理念本身就是文明冲突的根源、文明对话的障碍；因为，从逻辑上讲，任何一种本土文明，只能得心应手地解决本土以内的问题，却不可能解决“文明之间”的问题；因为，本土文明之间的矛盾必须采用与之相应的方法，一种既体现本土文明精华、又高于本土文明境界的方法，也就是“全球文明”的方法。^［注一］

总之，自“二战”结束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利益争端、政治冷战、军事冲突、文化对立、宗教磨擦，一个共同的和根本的原因，就是缺少一种“跨本土、跨区域的即全球性的文明精神”──“全球文明精神”。这样，历史给21世纪只剩下了唯一一条通向文明的道路，这就是：以全球化现代化为立足点，以人类的相同本性、共同福祉为参照系，提取各本土文明的优良基因，构筑一种超越了本土文明的、适应全球时代和现代认识的、具有全球性现代性的文明──全球文明。^［注二］

显然，只有借助全球文明这一文明的普照光和公约数，才能显现出不同文明的共性部分，暴露出各个文明的优劣因子，找到不同文明交往的安全通道和提升本土文明的正确方法。这，就是全球文明的基本意义。

2. 全球文明的含义和理念

文明，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文明与愚昧、野蛮、原始相对立，这也是文明的绝对性含义；广义的文明则是指人类生存的本质、生存本质的进动及其种种外化形态，这又是文明的相对性含义。

在全球时代到来之前，文明一直是指一定数量的不同群体共同的生存模式。所以，迄今为止所有的文明，部落文明、民族文明、国家文明等本土文明，欧洲文明、非洲文明、东方文明、西方文明等区域文明，在本质上都属于界域文明。界域文明是文明的、自洽的，又是局部的、排它的。本来是一种文明，却又本能地或排斥、或吞并、或同化其它文明，从而使自己显现出非文明、反文明的弱点，这是所有界域文明的共同特征和主要弊端。

与之不同，全球文明则以推进全世界各民族的文明为明确目的，它揭示的是各民族作为同一个人类都必须具有的文明──共性文明。

从一般意义上讲，全球文明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全球的文明”，即启发和帮助各本土文明找到一条适合全球生存的道路、实现本土文明的升次，这是一般意义上的全球文明，这时它面对的是各本土文明的个性；另一个是“全球性文明”，即为全球化现代化中的人类确立一种普适于全球的、体现了现代精神的文明模式，这是严格意义上的全球文明，这里体现的是各本土文明的共性。^［注三］

推进“全球的文明”是目的，采用“全球性文明”是方法， 　

两者因果相连、相互确证、是二而一。只有抱着这样的目的、采用这样的方法，才能做到“用文明的方式推进文明”。

如果把全球文明的含义再具体一些，它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从形式上讲，全球文明是人性文明与类性文明的统一。人类，一般说来，是人与类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看，全球文明既是一个独立概念，又是一个整体概念。

作为独立概念，全球文明侧重于从人科、人种、人属即“人”的角度、亦即生物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来界定文明。它的意义在于，只有用“人文明”的理念，即用“不同界域文明中的人们同属于人”的理念，才能挖掘出各界域文明中的共性。
作为整体概念，全球文明侧重于从“人类是由全部个体、所有群体整合而成的整体”的角度即“类”的角度、亦即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角度来界定文明。它的意义在于，只有用“人类本质上是一个有机体”这种“类文明”的理念，即用“人类既有作为特定物种的人本性、还独有社会的文化的道德的本性即类本性”的理念，才能提升各界域文明的层次。^［注一］
一只脚立于“人人同祖”之基，一只脚立于“人类一体”之基，这便是全球文明的根基所在。

第二，从内容上讲，全球文明是个体文明与全体文明的统一。人类，严格说来，是所有个体与人类全体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看，全球文明既是一个单体概念，又是一个集体概念。

作为单体概念，全球文明侧重于从个体的角度界定文明。它的意义在于，只有用“真正的文明一定是植根于每个人的文明”这种“人权文明”的理念，才能判定文明素质的优劣。

作为集体概念，全球文明侧重于从全体的角度界定文明。它的意义在于，只有用“真正的文明一定是立足于全人类的文明”这种“类权文明”的理念，才能判定文明境界的高低。^［注二］

一只手把个体引入全体的境界，一只手把全体的能力特化为个体的素质，这正是全球文明的目的所在。

第三，从性质上讲，全球文明是元文明与大文明的统一。人类，全面说来，还是人类生性与人类生境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文明既是一个特指概念，又是一个泛指概念。

作为特指概念，全球文明侧重于从“人类生性”的角度界定文明。文明，从纵向上讲，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政治、经济、社会的体制是文明的表层，习俗、观念、信仰等文化是文明的中层，人类对自己的人性、类性、个性等人类性方面的理解和追求是文明的深层。任何一种文明，都是它的人们的生存秩序、文化模式、人性意识有机统一的整体。这也就是说，迄今为止的区域文明、国家文明、民族文明，是侧重于从体制上反映文明的表层文明；习俗文明、宗教文明、科技文明，是侧重于从文化上反映文明的中层文明；而全球文明则是侧重于从人对人类多重属性的理解和追求上来揭示文明的深层文明。所谓深层文明，严格说来，也就是“元文明”。“元”，顾名思义，是首要、本原、基础的意思。人类首要、本原、基础的东西是什么？是人的人性和类性。而人类的人性和类性的统一，即是人类的生性──生命的本性及其生存的本性。所以，元文明也就是关于人类生性的文明。显然，这种元文明是人类文明体系中最根本、最普通、最普遍的文明理念。它是政治文明、经济文明、科技文明、道德文明、信仰文明等得以滋生的土壤。

作为泛指概念，全球文明侧重于从“人类生境”的角度界定文明。文明，从横向上讲，又分为范围大小不同的三个文明圈：一是界域文明圈，如部落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东方文明、西方文明等，这是一种小文明；二是全域文明圈即全人类的文明、全世界的文明，这是一种中文明。这两种都属于人类自身的文明。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作为人类文明先决条件和作用对象的、将小文明和中文明包括其中的“生境文明圈”，亦即人们常说的包括地外文明、星际文明、地球生物圈文明、人类之前地球上可能出现过的文明等等在内的与人类相关的文明圈。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文明又是一种生境文明。与中、小文明相比，它显然又是一种“大文明”。大文明包容着、滋养着中文明、小文明，中文明、小文明促进着、提升着大文明。所以，大文明是诸如社区文明、民族文明、国家文明、区域文明、人类文明等得以存在的基础。^［注一］

一方面让人类的生境生性化，一方面让人类的生性生境化，这就是全球文明的真义所在。……

如果这样来解释全球文明，那么，它好像是人类文明体系中常识性、一般性的部分。其实不然，正是这种全球文明，构成了21世纪人类文明体系中最丰富、最根本的部分。例如，全球文明应当包括：以世界联合国会、世界联合政府、世界联合司法会为标志的新政治体系，以世界宪法、世界联军法、世界政党法、世界公民法、国家法、国家边境法、国家元首法、国家立法法为基石的新法律体系，以立足全球生态、尊重自然生态、发展科学生态、突出未来生态为主体的新生态体系，以缩小贫富差距、建立公正机制、调整资源归属、协调人口密度为基本原则的新经济体系，以整合各大宗教合理的教义、教理、教规为特色的新宗教体系，以生存安全化、生活人性化为唯一目的和检验标准的新科技体系，以公民自由、国家自主、世界统一、天人互塑为主要内容的新道德体系，以本土文化与全球文化、生性文化与生境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良性互动为主要特征的新文化体系，如此等等。可见，“全球文明……是更高层次的道德、宗教、知识、艺术、哲学、技术、物质福祉等等的混合体。” ^［注二］

既然如此，对于政治领袖、宗教领袖、商界领袖、学界领袖来说，21世纪真正需要你们的，并不是所谓驾驭文明冲突的智慧、容忍其它文明的气度、学习其它文明的胸襟、遏制反文明行为的勇气，而是转变自己的文明观念、提升自己的文明境界，即真正从字母、发音和拼写学起，尽快学会“全球文明”这门新文明课程。

进而言之，领袖是公众按照自己意愿选举出来的代表人物，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教育人类，即让人类自己教育自己、让民众和领袖互相教育。在人类诞生至今的五百万年间，出现过两次伟大的学习期。第一次是刚刚脱离动物界时面对的一次学习期，那一次是学习直立行走，学习劳动，学习用火，学习语言，学习结社，学习文明，总之是学习用人类之“人”即“人科生物”的方式面对世界；第二次是生活在21世纪的人类──我们──遇到的这次学习期，这一次是学习平等，学习和平，学习公义，学习认识人自己，学习自己管理自己，学习做世界公民，学习做地球之子，学习用文明的方式推进文明，总之是学习用人类之“类”即“类体生物”的方式面对世界。所以，如果说，第一次学习期是学习如何在本土范围内文明的生活，那么，第二次学习期则是学习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文明的生活。可见，第二次学习期的根本特点和基础课程就是全球文明。^［注］

那么，全球文明为我们提出了哪些新的课题呢？

第一，现存的各种本土文明，既有各自的个性，更有任何本土文明同属人类文明的共性。并且，只有用文明的这种共性，才能理解和优化本土文明的个性，才能化解和根除本土文明间的冲突，也只有这种方法才是“用文明的方式推进文明”。因此，任何非文明、反文明方法都不可能推进文明。这是人类近万年文明史提供的“第一经验”。

第二，不同文明之间有差别、有争论完全是正常现象，但是，无论以何种理由把差别、争论引向冲突、战争，或者以经济制裁、政治胁迫、军事打击进行文化渗透和文明输入，都是直接反文明的。因此，把不同文明间或同一文明内不同派别间的争执，严格限制在避免武装冲突的范围以内，这是21世纪的“第一原则”。

第三，部落中心时代，部落利益高于一切；国家中心时代，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在人类日趋一体化的21世纪，只有人类整体的利益才是每个地区、每个国家、每个教徒、每个公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全人类利益是高于其它利益的“第一利益”。

第四，人是宇宙的作品，不是宇宙的优者，更不是宇宙的灵魂；人是地球之子，不是众生之主，更不是地球之王；人是类居生物，不是群居生物，更不是独居生物；他人是自己的真身，不是自己的佣人，更不是自己的敌人。人的野蛮和傲慢源自人对“人”的无知。因此，“认识人自己”，这是今日人类必须虚心学习的“第一课题”。

第五，人类成员之黑白黄棕、男女老幼，人性是同一的，人格是平等的，需要是相同的，因而个体的幸福永远是人类的根本；反过来说，人类是由所有个体血肉相连而成的整体，因而类体的安危永远是个体的根本。而这也就是说，人权与类权是人类权力体系中“两极相通”着的两个极地，处于两极之外的政权、主权、领土权、领空权、领海权、财权、军权等等，都是因人权、类权而生并为之服务的辅助系统。因此，其它任何权力都必须服从于、服务于人类的人权和类权，这是21世纪对各类掌权者的“第一命令”。

这五个“第一”，构成了全球文明的基本理念。

3. 全球文明的来源和框架

人类由三大元素构成：一是物质生活、肉体需要，二是社会生活、情感需要，三是精神生活、信仰需要。因此，文明也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它所体现的世界观及其外化形态，二是它的人类观及其外化形态，三是它的神灵观及其外化形态。

人类在近万年的文明史中，在彼此隔绝的地理条件下，先后创造出了许多优秀的文明模式：古西亚北非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犹太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欧文明，斯拉夫文明，黑非洲文明，日本文明，美国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大洋洲文明，等等。每种文明都表达着各自的人们对于世界、人类、神灵的理解。

站在今天的角度、从人类整体的层面，对上述文明进行综合分析，我们可以归结为如下三种最有代表性、最具世界意义和最能引导人类走向美好未来的文明体系：
　　　　　　　　　　　　　　　　　　　　　　　　　　　　　　　　　　　　　　　　

一是起源于古爱琴文明，定型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完成于近现代欧洲－北美文明的西方文明。这是一种侧重于人－物关系的文明体系，是一种崇尚财富、尊重自然和注重科学的文明模式。它的主要成果是，建立在世界的决定性与非决定性统一基础上、展现了“万物共一”理念的世界观。

二是起源于黄河文明，定型于道－儒文明，完成于近现代东亚－东南亚文明的东方文明。这是一种侧重于人－人关系的文明体系，是一种崇尚仁义、追求大同和注重人学的文明模式。它的主要成果是，建立在人的自然本性与人道本性统一基础上、体现了“人类共一”理念的人类观。

三是起源于古埃及文明，定型于古希伯来－巴比伦文明，完成于近现代犹太－伊斯兰文明的中部文明。这是一种侧重于人－神关系的文明体系，是一种崇尚灵魂、敬畏神灵和注重神学的文明模式。它的主要成果是，建立在神灵的超然性与终极性统一基础上、体现了“众神共一”理念的神灵观。^［注一］

巧合的是，不少人把西方文明比喻为“蓝色文明”，把东方文明比喻为“黄色文明”，把中部文明比喻为“红色文明”。的确，正是这三大文明的精要部分，构成了全球文明体系的三原色。^［注二］

必须指出，西方文明、中部文明、东方文明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成为全球文明精神的基调、根本和主干。把其中任何一种文明视为唯一的、主要的、普适的、普世的模式，都会导致文化帝国主义，都会造成人类文明的新灾难。这不仅因为上述三种文明都片面强调了“文明三要素”中的某一种要素，即用一种要素排斥、贬低和误读另外两种要素，最后反把自己强调的要素推向了反面，还因为人们今天已经十分清楚地看到，西方文明有着把人“物化”的不良基因，中部文明有着把人“神化”的不良基因，东方文明有着把人“异化”的不良基因。

因此，我们不能同意“21世纪将是东方文明的世纪”、^［注三］ “21世纪仍是西方文明的世纪”以及“21世纪将是生物学的世纪”、“21世纪将是太空学的世纪”等诸如此类的说法。既然21世纪注定是人类生存的各个方面都将全球化的“全球世纪”，那么，21世纪就只能是全人类共同发展、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的世纪，即只能是全球文明的世纪。所以，全球文明就是全球文明，它是既来源于整合了、又独立于超越了上述三大文明成果的全新形态的文明体系。
　　　　　　　　　　　　　　　　　　　　　　　　　　　　　　　　　　　　　　　　

在这一体系中，西方文明侧重于满足人的自然－肉体－科技的需要，东方文明侧重于满足人的社会－价值－道德的需要，中部文明侧重于满足人的精神－信仰－修为的需要，三者之间既各司其任、层面分明，又彼此贯通、三位一体。

广博而浩瀚的“蓝色海洋”，那是孕育、催生和滋养人类的地方；在蓝色海域的水平面上，突起一片片神奇鲜活并由绿色覆盖着的“黄色陆地”，那是人类繁衍、生息和成长的乐园；在蓝色海域和黄色地域的上空，有一尊由“红色太阳”代表的神灵，那是照耀、呵护和引领人类的上苍。蓝－黄－红的标志，物－人－神的本质、知－情－意的结构，真－善－美的趋向，三种文明要素互相激发、遥相呼应、生机勃勃，这就是全球文明所描绘的21世纪乃至更远未来的人类生存图景。

总之，西方文明、东方文明、中部文明这三大文明体系的优长部分，即万物共一的世界观、生存观，人类共一的人类观、价值观，众神共一的神灵观、信仰观，相互支撑、彼此促进、三项共构，熔铸成了全球文明的稳固构架。

文明，一般说来是指人类在一定时代条件下的生存逻辑。生存逻辑包括思维逻辑、行为逻辑、信仰逻辑三个基本方面。思维逻辑表达着相应的世界观，行为逻辑表达着相应的人类观，信仰逻辑表达着相应的神灵观。

任何一种文明都是它的“文明胚”发育的结果。新的文明胚总是产生于相对成熟、逐渐陈旧的文明体系之中。当着一种文明体系不再适合它那个时代人们的相互交往范围和自我意识水平，新的文明胚就会从中孕育出来，并迅速辐射到政治、经济、文化、价值、生活、交往中去，形成由新文明胚规定的新文明体系。^［注］

应当说，全球文明作为人类新文明体系的文明胚，已经展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了，

这就是西方文明提供的万物共一的世界观念和思维逻辑，东方文明提供的人类共一的人类观念和行为逻辑，中部文明提供的众神共一的神灵观念和信仰逻辑。

1. 万物共一的世界观念和思维逻辑

动物的生存是由食物支配的。人类的生活是由观念支配的。在所有观念中，最基本的观念是人类对于置身其间的世界的观念。

世界观念的内核是哲学。哲学的思维水平反映着人对世界的认识水平。由于这一点，哲学家们常说，一个民族的素质取决于它的哲学思维能力。西方哲学之父柏拉图在其《理想国》里甚至认为，真正开明的君主必须是一位“哲学王”。

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有它自己的运行规则，即人们的认识总是由浅到深、由此及彼。为什么我们存在？因为我们有存在的前提条件、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为什么这些条件存在？这样追寻下去，必然导致寻找最终的决定者。这样，便顺理成章地产生了远古那些图腾式和还原式、近古那些本体式和因果式等“决定论”的世界观念。

然而，由于对世界本原、最终原因的求索历经几千年终无答案，人类便对这种追寻的方法、对自己提问题的方式发生了怀疑，从而在到了近代之后转向了对具体事物的认识：一个人、一个民族是怎么样生活和成长的？这个事物、那个事物又是怎么样存在和运动的？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中，形成了关于单体事物、具体对象的内部结构和运动规律的认识。由于这种认识排除了该物与它物、该物与它物的它物、该物与人、该物与造物主的内在联系， 加之它又适逢科技的腾飞从而受到实证思维、分科思维的染指，结果便形成了现代诸如过程论、量子论、概率论、混沌论、虚拟论、自组织论等等“非决定论”的世界观念。

可是，非决定论不仅没有否定决定论的不合理性，反倒排除了它的合理性；同样，决定论既解释不了非决定论的合理性，又反驳不了它的不合理性。对这种二律背反的痛苦反思使人们意识到：所以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决定论、非决定论都忽视了对象之间、对象与原因之间、对象与偶然性之间、对象与未来之间等错综复杂的“关系”，不懂得凡是“关系”都是双向的，不懂得双向的关系性质是不同的。由于不懂得这种“关系思维”，所以才形成了远近古代的决定论和近现代的非决定论这样两种尽管相反、却又同样片面的思维模式。

实际上，哲学以外的所有学科都以真实的或假设的“关系者”为对象，唯独以提供世界观念为己任的哲学是研究“关系”的。寻找本质、真理、规律，获取智慧、顿悟、高尚，所有这些哲学所追求的东西，无不存在于“关系”之中。任何人，一旦在研究关系，那便踏入哲学领地、进行世界观这种性质的思考了。因为关系具有无影无踪的特征，所以，哲学总是表现为抽象性和思辨性；因为万事万物的各种力量和本性都必须通过关系表现出来，所以，关系中隐含了关系者即对象物的全部秘密、操控着关系者的所有能量。

因此，从这种关系论的世界观念看，万事万物无不产生于关系、存在于关系、消失于关系。而这也就是说，事物在本质上不过是纵横交织着的一个个关系者、中介体。如果万事万物本质上属于一个个关系者、中介体，那么，它们就既是被决定的，同时又是反决定的：一个事物为什么会存在、为什么要这样存在？这是因为它是先前诸多事物相互作用的产物，是因为它一经产生又要生存在与周围众多现实事物的相互作用之中，是因为它还要通过与周围事物的相互作用朝着自己确定的方向发展开去，这使它与生俱来就携有一种自己所以为自己的决定性──　一种由特定的前史、历史、现实、未来所决定的那种决定性。但是，如果一个事物单单是被决定的，那它只能是一堆没有时间、一动不动的死物，只能是一堆既对它物无用、又无自我价值的废物。这也就是说，新事物的产生本身不过是旧事物中的新因素反决定于现存事物的产物，产生之后又处于反决定于周围既有事物的关系之中。所以，任何事物与生俱来地还潜含着一种对于作为母体的决定者以及周围各种决定者的反决定性，必然要以反决定者的姿态与所有决定者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对于决定者和反决定者来说，无疑是一种反决定性质的作用。

问题在于，事物的这种被决定性是以反决定性为内在活力的，其反决定性也是以被决定为内在前提的，二者是“决定－反决定”的，是同一个关系的双重属性。决定者只有内含了反决定因子，才配称决定者；反决定只有限定在决定者的规定之内，才配称反决定。这也就是说，万事万物与生俱来就具有一种规定自己存在的、使自己因此而成为自己的、现实而又具体的决定－反决定本性。正是这种决定反决定本性，使得事物之间、一事物诸要素之间，在内在形式上必然表现为对立统一规律、阴阳生克规律所描述的情形，在发展过程上必然表现为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所描述的情形，在表现形态上必然表现为相互作用规律、作用反作用规律所描述的情形。因此，离开决定反决定的所谓“决定”一定是毫无生命活力的无水之河，所谓“反决定”又一定是毫无规则可言的无河之水；同样，离开决定反决定的辩证法一定是随心所欲的变戏法，其矛盾论也一定是失去内在规定的诡辩论；甚至，物质、运动、时空等这些最基本的存在，如果不用决定反决定思维去理解，也无法得出哪怕接近客观的认识。

显而易见，这种名为“决定－反决定论”的新哲学思维、新世界观念，既揭示了事物的本性、关系的性质、运动的动因和动力、过程的规则和趋向，又反映了造物主赋予万事万物的那种宇宙本性、那种宇宙精神。世界的许多重大问题清楚了：（1）由于决定性，宇宙及万物才表现出了必然性、确定性、统一性、秩序性、整体性、方向性；（2）由于同时又具有反决定性，宇宙及万物又展现出了偶然性、活跃性、新奇性、可能性、发散性、多向性；（3）正是在决定与反决定相互作用的交错点、汇集点、作用点上，创生了宇宙，设定了宇宙及万物的动因、动力、规律和方向，形成了宇宙及万物的结构性和统一性以及运动性和趋向性，产生了令人类千百年来困惑不解的“空间”和“时间”。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以是一个极其伟大的发现，惟在于狭义相对论如实地反映了在一定参照系中物体的质量、能量、速度、时间、空间之间的决定反决定关系；其广义相对论则如实地反映了任何参照系下它们的决定反决定关系。^［注］

由此可见，决定反决定性既是宇宙得以生成的“宇宙因”，也是宇宙得以确立的“宇宙魂”，还是宇宙因此而朝向自己确定结局的“宇宙果”。是的，纵观宇宙万有，可以大致分为物能、场能、灵能三大类。照此讲，宇宙及万事万物的真正的和共同的本质是“能量”即“能”。而能量所以为能量，恰恰由于能量本身就是决定反决定性质的“序动态”。

总之，由于万物无不具有决定反决定的本性，无不处在网络有序的决定反决定关系之中，所以，宇宙必然是一个有机的体系，宇宙间的万事万物也必然是一种共一的关系。就是说，所谓万物共一的“一”，就是深藏在万事万物内里、规定着它们的联系和发展的那种决定反决定性。也正是因为万事万物无不秉有决定反决定本性，无不处在纵横交织、环环相扣的决定反决定的相互作用之中，所以它们只能是不同而又相关、独立而又相生的。显而易见，这种决定反决定论的世界观念、思维逻辑，既继承了历史上各种决定论的合理性，又继承了各种非决定论的合理性，既否定了传统世界观念中那种单极的思维逻辑、排他的思维模式、物质化的思维框架、本体论的思维习惯，又高扬了在关系中实现觉悟、在关系中寻找真理、在关系中发掘未来的世界观天性。因此，这种“决定－反决定论”，就是我们从西方文明、特别是从西方的“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哲学－科学中，提炼出来的新的世界观念和思维逻辑。

万物共一，就其普泛性而言，就是物物共一；就其深刻性而言，就是物性共一。

我们认为，这种揭示了万物共一的“决定－反决定论”的物性学说、事物理念，立足关系的认识原则，就是西方文明为全球文明提供的世界观念和思维逻辑。

2. 人类共一的人类观念和行为逻辑

人类对自己的理解是怎样的，其生存理念就是怎样的。人的自我意识是人生活动、价值取向、社会行为的根源。“认识你自己”，这句产生在两千多年前的古训，到今天才具有了实际的意义。

那么，“人类”究竟是什么呢？认识人的真正难点，在于用什么样的方式认识人、以什么为参照系解释人。千百年来，人们总是用人与动物、人与神灵相比较的方式界定人，总是以人的派生物──如家庭、社会、国家、文化、劳动──为参照系解释人。于是，在人类自我认识史上，便顺理成章地产生了如下的结论：（1）人是有理智的、没有羽毛的、两条腿走路的、有情感的“动物”，（2）人是文化性的、政治性的、社会性的、主体性的大自然的主人即“圣物”，（3）人是一半天使一半野兽的“怪物”。

其实，我们既不能升到天国去理解神灵，也无法屈居洞穴来理解动物。与不理解的东西相比较来界定人，这本身就是一大逻辑错误。同样，我们也不能以人类活动的产物即派生物为参照系来界定人，人类活动的派生物是一定历史阶段中人类自我意识的外化形态，用派生物界定原生物，也不合乎逻辑。错误逻辑必然导致错误推论。所以，把人界定为动物、圣物、怪物，都是错误的。

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运用关系论的世界观念和思维方式才能解释人，即在兽、人、神的关系中认识人；只有以创造了人类并赋于它人性的宇宙本性为参照系才能认清人，即从宇宙本性与人类本性的关系中──从宇宙本性赋于人类的属性的体悟中认识人。

倘若如此，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类的本性乃是一种“自然—人道性”。

人从出于自然、生活于自然、消失于自然，所以人有着先天的自然本性。这里的道理非常简单，人诞生在自然之中、动物之后，必然具有自然的本性、带有动物的胎记。人的这种自然本性、动物形态是人所为人的前提、基础和载体。但是，人一经脱离动物界，成为在生命级上高于动物兽性的生命种群，便会居高临下地极力排斥自身的兽性。为了挣脱兽性，人在生活中按照自己的人性向往和对造物主的体悟，创造并确立了一种高于自己的存在──神灵。通过信仰神灵步入“人道”，从此沿着“人道──人的道路”前进，这是人类摆脱自身兽性的一次伟大而成功的创举。

问题在于，人的自然本性与人道本性是一体化着的、是“自然－人道”的。只有人道化了的自然本性，才是人的本性，否则就是兽性；也只有自然化了的人道本性，才是人的本性，否则就是神性。这就是说，被神性化了的兽性或被兽性化了的神性，正是人类的人性；这种兽－人－神三位一体的特殊的地球生命形态就是人类。如果从哲学、文化学、人类学、人性学上作学理上的表述，我们人类乃是一种“自然—人道性存在”。自然—人道性是宇宙本性的人性形式，这同宇宙本性在石头那里表现为简单存在性、在植物那里表现为一般生长性、在动物那里表现为肉体活动性是一个道理。

上述分析说明什么呢？它说明：

我们是人，不是动物！绝不能把人类界定为弱肉强食、茹毛饮血的动物！
我们是人，不是圣物！也不能把人类界定为无私无欲、主宰世界的圣物！
我们是人，不是怪物！更不能把人类界定为忽而天使、忽而野兽的怪物！
我们是人，人只是人！只是自然被人道化、人道被自然化着的地球生物！

我们还可以从历时性上作进一步地分析。
人类所以与动物和神灵有着本质的不同，是因为动物和神灵只经历一次生成，而人类则要经历两次生成。一棵树、一只猫，从生到死没有本质的变化；任何一种宗教的神灵，都是永生、永在的。与之不同，人则要经历“自发”和“自觉”两次生成。

以个体的成长过程为例──

每个人都要经历两次生成，并且每一个生成期又分为两个成长阶段。

经历第一次生成的第一个阶段，人从自然、从父母那里获得了人的自然生命体，这是人之谓人的载体、前提和基础，这个阶段包括胎儿期、婴儿期、幼儿期；第二个成长阶段是从家庭、社会、时代、劳动、交往、教育中获得人之为人的特征、特性和特质，这个阶段包括童年时代、少年时代、青年时代。经过这次生成，人便完成了从动物人到正常人的人生使命。

更为重要的是第二次生成。在第二次生成的第一阶段，人要通过对作为人的“人性”和作为人类整体一份子的“类性”及其关系的理解和把握，通过对人—人关系、天—人关系、身—心关系的洞察和定位，自觉使自己成为人，成为能用正确的人性意识支配自己生命活动的人，成为既实现了自我又贡献于社会的人，这个阶段包括中年时代和壮年时代。第二次生成的第二个阶段是人对晚年和死亡的成熟认识和把握，即把晚年视为最成熟的、肩负着教育人类的、更应当无愧于人的人生阶段，把死亡视为宇宙内、人世间、人生中最深沉最伟大的一种进化、一种使命、一种贡献、一种新生、一种永生。^［注］

因此，如果说第一次生成要完成人动物的人生使命，那么，第二次生成则要实现人=“人”的人生飞跃。

我们人类的生成也是这样──

自20世纪末叶人类进入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算起，在此之前的漫长历史都属于第一次生成期，即自发的生成期。在这一次生成中，长达四百多万年的整个原始人的历史，属于第一次生成的第一个阶段；近五千年的文明史特别是公元元年前后两千年左右的历史，构成了第二个阶段。经历这次生成，人类学会了直立行走、用火、制造工具、语言、结社、法律、文化、良知，等等。所以，这次生成是“人类”作为人科、人种、人属即“人”的生成。

从20世纪末开始，现在我们看得越来越清楚，人类已经进入第二个生成期。这次生成将是人类作为宇宙间唯一一种“类体生物”的生成，也就是“人类”之“类”的生成。

经历第二次生成的第一个阶段，人类将摆脱单体性、群体性甚至血缘性、氏族性、种族性，使人类真正自觉认识到自己是一种“类体生物”，从而使每个人都能按照这种“类本性”的要求思想、生活、劳动和交往。所以，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如前所述，是学会人人平等、世界和平、天下一家，学会作世界公民、地球之子，学会全球文明，学会用文明的方式推进文明。应当说，这是人类进化史上继往开来的大事件，这是宇宙演化史上激动人心的大飞跃。显然，第二次生成的第一个阶段，是“人类自觉成为类”的阶段。

此后，人类还要按照宇宙精神赋于的另一项使命，完成第二次生成的第二个阶段──“人类自觉否定类”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将自觉遵循自然－人道主义的进化方向，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以心甘情愿否定自己的伟大胸襟缔造出超人类，从而使宇宙演化、地球文明进入比“人类生命级”更高的阶段──超人类阶段。应当说，生命科学特别是人类基因测序工程、转基因技术、干细胞技术、端粒技术和克隆技术的高速发展，宇宙科学特别是理论物理学、高能物理学、UFO研究和太空技术的突飞猛进，尤其是人对宇宙生成原因、生成机制、演进秩序、最终结局及其所蕴含的宇宙精神越来越深刻的认知，对自己肩负的人类自我进化责任、地球文明进化责任和推进宇宙演进责任的觉悟，已经预示出了这一辉煌的人类生成阶段。

因此，如果说人类的第一次生成是要实现人类人种的伟大进程，那么，第二次生成则要完成人类=“人类”的庄严使命。

总之，我们是人，地球只有一个，所以必须保护；人类只有一群，所以必须团结；人性只有一种，所以必须平等；人生只有一次，所以必须认真；生命只有一瞬，所以必须珍惜。

这种种唯一性，要求今天的人类必须确立人类共一的人类观念和行为原则。^［注一］ 而在种种唯一中，最根本的是人性共一。所以，人类共一的“一”，就是人所为人的自然—人道性。由于人人无不具有同一种自然—人道本性，因而人类真正的出路只能是互补、共生，只能是“己之所欲，人亦欲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者，先予于人”。因此，这种“自然－人道论”，就是我们从东方文明、特别是从“道法自然”和“人者，仁也”的道学－儒学中，提炼出来的新的人类观念和行为逻辑。

人类共一，就其普泛性而言，就是人人共一；就其深刻性而言，就是人性共一。

我们认为，这种揭示了人类共一的“自然─人道论”的人性学说、社会理念，立足天下一家的价值原则，就是东方文明为全球文明提供的人类观念和行为逻辑。

3. 众神共一的神灵观念和信仰逻辑

肉身是人的载体，社会是人的介体，精神是人的本体。精神的核心是信仰。人们信仰什么，他们的世界观念、人类观念就是怎样的。世界观念是神灵观念的物理形式，人类观念是神灵观念的伦理形式。所以，人生最大的悲哀根源于没有信仰，人间最大的悲剧来自于错误信仰，人类最大的罪过莫过于利用信仰。^［注二］

信仰，无论是祖先崇拜、英雄崇拜等人格化信仰，还是图腾崇拜、民族崇拜、理想崇拜等非人格化信仰，被信仰者对于信仰者即人来说，都是超然性、终极性、至上性存在，都是主宰信众、使人敬畏、给人希望的神圣存在，即都属于创造了信众从而“高于信众生存级”从而福佑信众的神灵性质的存在。

人的神灵观念直接表现为人的精神境界。精神境界的“境”是指精神的心境、意境，精神境界的“界”是指精神的界域、界位。所以，精神境界是人的自我认识成熟程度的根据，是人的人性纯洁程度的尺度，是人对世界理解程度的标志。^［注三］

从逻辑上讲，人的精神境界应当是人的所思、所言、所欲、所为都无愧于“人”的境界。

所谓无愧于人的境界，就是人对自己的理解无愧于人，人在宇宙间的自我定位无愧于人，个人与个人、人群与人群、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各种交往无愧于人，人与生境──自然生境、社会生境、心理生境的相互作用无愧于人，灵与肉、欲与义、情与理的关系无愧于人。

那么，怎么样做才能无愧于人呢？“怎么做”的实质是“为什么这么做”。所以，问题的关键是：人与创造了自己的造物主、人与自己怎么理解造物主，从而与生存其间的这个世界是什么关系。

我们人类，是宇宙在按照自己精神的演进过程中，在经历了无机阶段、有机阶段、肉体阶段之后，又到达“人类”这样一个全新的阶段──肉体—智力生命阶段，亦即自然—人道性阶段。我们的肉体是宇宙按照自己的精神演化出来的一种产物，我们的智力也是宇宙按照自己的精神演化出来的一种产物，我们的肉体和智力具有决定反决定性质的自然—人道系统，是宇宙按照自己的精神演化出的又一种产物。

这就提出了“什么是宇宙精神”的问题。

宇宙在自己的演进过程中，展示出最为强大的力量、最为博大的情怀、最为伟大的意志。这种力量、情怀、意志，可以用哲学家的逻辑推理出来，用科学家的仪器测量出来，用神学家的灵觉感悟出来，用我们普通人的经验体味出来。科学家们把这种力量、情怀、意志定义为公理、原理、定理、规律，神学家们把它奉之为上帝、真主、佛、道，哲学家们把它称之为存在的存在、思维的思维、道德的道德、自由的自由，百姓们把它解释为天然、天性、天理、天道。

从今天的人类认识水平看，宇宙演进所展示出来的这种宇宙力量、宇宙情怀、宇宙意志，乃是一种“宇宙精神”。所谓“宇宙力量”，就是使宇宙得以演进的内驱力、结构力和牵引力；所谓“宇宙情怀”，就是宇宙把最大事物与最小事物、最远事物与最近事物、最高事物与最低事物统一起来，把宇宙的本与末、一与多、形而上与形而下统一起来的情怀；所谓“宇宙意志”，就是宇宙规定自己存在的确定性，就是使事物的潜在性及可能性在与它物相互作用中被激活、被唤醒、被生发的新奇性，就是使事物通过与外物的相互作用使自己不断超越自己的超越性。这种宇宙力量、宇宙情怀、宇宙意志的统一就是宇宙精神。^［注一］ 而这种宇宙精神正是千百年来人类所敬畏的“神”或“神灵”，正是基督教所说的“上帝”、伊斯兰教所说的“真主”、佛教所说的“佛”、道教所说的“道”。

宇宙精神是宇宙演进的启动器和发动机，还是它的方向盘和路线图。在宇宙精神这种多重力量的作用下，宇宙在演进到距今40多亿年的时候，产生了我们这个地球。在距今30多亿年的时候，滋育出了地球生命。在距今500多万年的时候，创生了人类这一地球上迄今所知唯一一种智力生命群体。在距今一万年的时候，创造了作为人类定型标志的文明。到了今天，它又为人类确立了标志人类成熟的即全球文明的进化方向。

爱因斯坦说，我不相信干预人类正当事务的上帝，我信仰斯宾诺莎的上帝。他在晚年还说，在宇宙的深处，有一种神秘而又神圣的力量在操纵着这个宇宙，我不能认清它，无法解释它，但我承认它、敬畏它。举世闻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也把宇宙精神表述为“人类在其中得以自我感知的宇宙内部及其背后的那个终极精神实在”，他还非常深刻地把索罗亚斯德、毕达哥拉斯、以赛亚第二、释迦牟尼、孔子等“先知”界定为“他们每一个个人都与人类在其中得以自我感知的宇宙内部及其背后的那个终极精神实在，建立了直接的私人关系。”^［注二］ 爱因斯坦理解的“上帝”，汤因比解释的那种“终极精神实在”，就是这里所说的宇宙精神。

如果具体一些，我们可以对宇宙精神作这样的分述──

（1）宇宙精神是使生命在经历了纯自然性的诸如物理阶段、微生物阶段、植物阶段、动物阶段之后，又进一步在人类这里展现出了自然—人道本性之自然—人道主义精神，或“超自然精神”。
（2）宇宙精神是启悟人类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双手，以心甘情愿否定自己的胸襟使宇宙到达超人类阶段的精神，或“超人类精神”。
（3）宇宙精神是催生出人类智力并给了智力以自创造能力，从而使智力通过自创造活动不断由一种智力水平到达更高水平之智力所以为智力的精神，或“超智力精神”。
（4）宇宙精神是使万有在共性上表现为能量，使能量分为物能、场能、灵能，并使这三类能量既彼此成立又相互转化之能量所以为能量的精神，或“超能量精神”。
（5）宇宙精神是使万物呈现为过程，使彼此不同或前后不同过程的相互作用过程又呈现出进化特征之进化过程的进化的精神，或“超进化精神”。
（6）宇宙精神是使宇宙通过决定性表现出整体、统一和秩序，通过反决定性展现出新奇、发展和超越的决定反决定精神，或“超决定精神”。
（7）宇宙精神是使事物发展遵循着确定的规律，使不同规律之间的相互作用又遵循着确定规律之规律所以为规律的精神，或“超规律精神”。
（8）宇宙精神是使宇宙在智力生物面前表现为无数神秘组成的体系，使神秘经过认知和验证成为科学知识，从而使宇宙精神通过神秘与科学的日趋接近呈现其“神圣实在”之科学所以为科学的精神，或“超科学精神”。
综上，宇宙精神是创生了宇宙、分化出万有、引领着所有的精神，是宇宙间唯一的、至高的、神圣的、精神的实在，是人类千百年来所信奉的上帝、真主、佛、道等众多不同特性的信主的整合。

回顾人类宗教史，犹太教通过对民族历史中神迹的反思领悟到了上帝，伊斯兰教通过对民族生存经验的总结感悟到了真主，佛教通过对生命本质的剖析感觉到了佛，道教通过对自然法则的追寻理解到了道，儒教通过对人生准则的求索寻找到了仁。它们的感受是不相同的，更是不相容的。然而，我们每一个直面全球时代的人，每一个没有偏见成见的人，每一个希冀世界和平的人，都能共同地感受到宇宙精神展现出来的全面性和共一性，都会对宇宙精神引领人类沿着氏族──民族──国家──国家联盟的道路，最后实现天下一家、世界大同、万教归宗的坚定意志，有着相同的认识。

从更深的层面看，宗教乃是人类生存体系中最为复杂的文明现象：第一，每个宗教都是人类、特别是创教者个人在特定时代对神灵的理解，因而宗教信仰难免要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受到创教者、继承者等个人能力的局限；第二，宗教所以为宗教，是因为它那强劲的根须是深扎在信主的无上性、唯一性和终极性之中的，这就使一些真知和启示一旦凝聚为宗教，便获得了恒久的特点；第三，宗教信仰从来都是统一信众思维、控制信众灵魂的特殊力量，这一特点又使宗教信仰对于人类来说，有着根本上的支配性。

这样一来，宗教教义中本来正常的历史局限，宗教经典中难以避免的些微不足，宗教教主因诚信信主而形成的思维侧重、前后表述、乃至性格特点上的细小疪疵，都会随着社会进步、时代变迁和信众扩大而被放大、扭曲、变质，久而久之便由正而偏、由偏而错、由错而恶，最后沦为邪教，甚至酿成巨大的“宗教悲剧”、“信仰灾难”。^［注］ 与之不同，我们每一个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每一个有现代文明常识的人，每一个良知尚存的人，都会对宇宙精神那种从古至今始终都在引领人类朝向真、善、美、优、乐，一直都在帮助人类挣脱假、恶、丑、劣、苦的强大力量、博大情怀、伟大意志，有着相同的体验。

可以把认识再推进一步。我们把宇宙精神解释为超自然、超人类、超智力、超能量、超进化、超决定、超规律、超科学的精神，这也就是说：（1）宇宙精神揭示了诸如自然、人类、智力、能量的共同根源，所以它是宇宙中最终极的部分；（2）宇宙精神还是它们的共同本质，所以它是宇宙中最神圣的部分；（3）如果宇宙精神属于这样的实在，那么，它就是融通宇宙－人类－神灵、沟通科学－人学－神学、打通历史－现实－未来、贯通真实－善良－美好的唯一力量。巧合的是，这种神圣性、终极性、唯一性，正是上帝、真主、佛、道的共同特征。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用宇宙精神就可以很容易地解释各大宗教那千姿百态的信仰特点和历史特征，很容易地发现它们背后的相同追求和共同本质，很容易地把握它们之间的互补性与和合性。宗教已经有了长达十万年的历史，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也已积累了近五千年的经验，特别是近二千年来，随着社会的前进、交往的拓展，人类更有数不胜数的宗教战争的惨痛教训。面对今天的全球世界，面对今天的文明水平，人类有责任把自己对神灵的解释、对信仰的理解提升一步。

这也就是说，生活在21世纪的人类，特别是虔诚的宗教徒，不是抛弃、而要更加刻苦地研读《圣经》、 《古兰经》、 《金刚经》、 《道德经》等等，不是怀疑、而要更加清醒地分辨和把握众先知的背景、语境和本意，不是改变、而是更加坚定地信奉上帝、真主、佛、道等等，不是反对、而是更加自觉地成为全球文明时代的新型的有神论者。因为，正是这些伟大而不朽的经典，从不同层面，用不同表述，揭示了宇宙、地球、人类、生命、精神、神灵的真相，并因此在全球时代获得了教化全人类的资格；因为，正是“上帝”教、“真主”教、“佛”教、“道”教等几大世界性宗教，在彼此不同的时空里，以各自的方式，从特定的角度，最早、最明确、也最准确地确立了以宇宙精神为宗教基础和精神内涵的信主的至上地位，并因此至今征服着亿万信众。

总之，众神共一的“一”就是宇宙精神。所谓众神共一，就是人类所信仰的古往今来、千差万别的神灵，都是同一个人类对同一种宇宙精神的不同称谓。进一步讲，只要能完整的体现宇宙精神，众神共一“共”在上帝、“共”在真主、“共”在佛或道，又有什么关系！当然，如果因此而去争抢这个位置，那就正好背离了宇宙精神，误解了自己的教义，有罪于全球时代了。显然，只有在这种“宇宙精神论”的神灵观念和信仰逻辑中，各个宗教才能在今天的全球时代，焕发出新一轮的生机；不同宗教之间也才会应天顺势、与时俱进，化历史为神奇、化干戈为玉帛，相互补益、共度人类。因此，这种“宇宙－精神论”，就是我们从中部文明的众多宗教中、特别是从“上帝至高无上”和“真主只有一个”的犹太教－伊斯兰教中，提炼出来的新的神灵观念和信仰逻辑。

众神共一，就其普泛性而言，就是神神共一；就其深刻性而言，就是神性共一。
我们认为，这种揭示了众神共一的“宇宙－精神论”的神性学说、信主理念，立足宇宙本质的宗教原则，就是中部文明为全球文明提供的神灵观念和信仰逻辑。

以上论述说明什么呢？

它说明：人类生存从持续了几千年的“国家世界”，经由最近三百年、特别是20世纪的“国家间世界”，正在迅速转入“全球世界”，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只有确立一种全球文明，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命运。
它说明：宇宙间万事万物是共一的，组成我们人类的黑白黄棕、男女老少是共一的，不同生存区的人们所信仰的上帝、真主、佛、道等等众神是共一的。
它说明：人类千百年来所讲的合一、和平、和睦、和合等，是从事物外部、从主观愿望出发的，具有外部“粘合”、人为“撮合”的特征；而“共一”则是从事物的内在本质出发的，是从事物的个性中发掘出共性、用共性反过来解释和提升个性的全新的思维方式。
它说明：正是西方文明中的万物共一精神、东方文明中的人类共一精神、中部文明中的众神共一精神，整合成了21世纪乃至未来更远时代的“全球文明精神”。
它说明：我们人类在完成了“猴子变人”那次学业之后，又开始了较之前次更加伟大的第二次学习期，这次学习的基本课程就是“全球文明”，就是“用文明的方式推进文明”。

是呵，万物共一、人类共一、众神共一，^［注］ 天下一家、天人合一、全球文明，这些思想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老子、索罗亚斯德、“以赛亚第二”、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孔子、柏拉图、释迦牟尼、耶稣和稍后的穆罕默德等先哲那里，就被这样那样提出来了。不过，在那样的时代，这些思想只能是理想，只能是个别智者、圣者、觉者的超凡推测、天才憧憬。尽管他们倾其毕生去实施，其结果都因不合时宜而不了了之了。

与之不同，我们的时代，已经不再是原来那种彼此封闭、交往狭窄，农牧为本、目标短近，智力粗浅、人性混沌的时代。今天的时代，已经是人类飞速一体化、信息化的时代，是对微观世界的认识相当深入、对宏观世界的认知极为广阔的时代，是“全球社会”已经到来的时代，是“全球文明”抽芽吐翠的时代，是“世界历史”真正开始的时代，是“成熟人类”就要降生的时代，这就为实践三个共一的伟大事业，提供了坚实的时代基础、足够的客观前提和适宜的主体条件。

古往今来，人人都在追求真、善、美，万物共一就是全球文明中的“真”，人类共一就是全球文明中的“善”，众神共一就是全球文明中的“美”。

东方西方，人人都在向往知、情、意，万物共一就是全球文明中的“知”，人类共一就是全球文明中的“情”，众神共一就是全球文明中的“意”。

古往今来，人人都在寻找地利、人和、天时，立足万物共一就会产生“地利”，倡导人类共一就会实现“人和”，走向众神共一就会迎来“天时”。

东方西方，人人都在呼唤自由、平等、博爱，立足万物共一才会有真正的“自由”，倡导人类共一才会有真正的“平等”，走向众神共一才会有真正的“博爱”。

立足万物共一 ──万物共有同一种决定—反决定本性，因而必定一体共通。
倡导人类共一 ──人人共具同一种自然—人道本性，因而必须互补共生。
走向众神共一 ──众神共秉同一种宇宙—精神本性，因而应当相生共荣。

这，就是《全球文明宣言》的基本结论。